西南服务团接管万县的班子是在南京定的,大概是在1949年的7、8份。当时,山东支前的干部都被留了下来,总共5000多人。这个班子原本准备接管上海港务局和招商局,不久一道命令就划归到二野,进军西南了。
这时正好曹荻秋从上海带了一批学生来,就把这两部分力量合在一起,成立了西南服务团,由曹荻秋和魏思文负责组成团党委,曹荻秋任书记、魏思文任副书记,张庆林、梁岐册和夏戎为委员。
在团党委的领导下,西南服务团主要负责筹备接管川东包括重庆的班子,总负责人是张霖之。进军西南以后,张霖之、陈锡联这些人到重庆去了,曹荻秋也去了,就由谢富治专门负责接管川东(包括重庆、万县、涪陵、大竹、壁山等地)的工作。
在南京的准备工作做得不错,四川地下党的肖泽宽、邓照明等几人先到南京来接头,还带了很多国民党统治四川的资料,因此万县地区有多少县、多少区、多少乡,各式各样的问题,包括袍哥在内都有材料。四川地下党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。团党委对照着这些材料,在南京就把各个县一直到区的班子全部搭配好了,到了万县,将这些搭配好的班子往下面一放就行了。
1949年11月下旬,西南服务团进入四川,经秀山、黔江、酉阳,12月初到达彭水。在彭水时,有消息说涪陵的国民党跑了,于是团里花了200块银元搞到4条大船,一天就到了涪陵,果然涪陵已是一个空城。这时万县还没有解放
到涪陵后,大家就抓紧了解社会情况,包括国民党的行政机构、机关、学校、工厂等等,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,后来这些资料都给涪陵留下了。在这期间,团里对接管万县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,如制作地区和各县的吊牌、刻印记、印布告等,都全部准备好了。
几天后,得知重庆解放了,夏戎抓住民生公司的一条船,跟着地下党员李治平,带着田昭武,还有一个警卫员,一起到重庆去找张霖之。船到长寿,便听说万县也解放了。这下可把夏戎难住了,怎么办呢?到重庆还是到万县?他左右权衡之后,还是决定到重庆去找张霖之。
到了重庆找到张霖之,张说万县没有解放。夏戎说真的解放了,我在长寿听说的,你可以打听一下。张说,你休息休息,我还没找到地方住呢!
不久,两人就在范庄,范绍增范瞎儿的公馆,西路口那个地方又见面了。张霖之跟夏戎说,你赶快走,万县真的解放了,是四野的人解放的。夏戎就向他请示工作,问他还有什么指示。张说没有了。夏戎说你给我条船好啦。张说,船也没有。夏戎说我有哇,我在涪陵抓到一只船。张说,好!你就带那只船走。
夏戎立即转回涪陵,带了一批同志坐船从涪陵到忠县,当晚住了下来。第二天中午到达万县。他们一下船就到码头附近的旅馆里去。不到半个小时,万县中心县委书己杨建成就来了,双方一对接头暗号两下就接通了。夏戎的接头暗号,是地下党在南京交过来的。
关系接上了,他就向我们介绍情况。讲完情况,夏戎赶紧去找四野的丁国钰(一二四师师政委),找一二四师,因为万县是一二四师解放的。
西南服务团刚抵达万县没两天,忽然接到城口来的一封电报,说要宣布起义。原来,万县解放后国民党的县长就跑了,以原县党部书记长徐植霖为首的一帮子人于是就想乘机宣布起义,并要求到万县来晋见我方负责人。
夏戎考虑再三,又与大家商量了一下,担心再出现意外,便决定叫他们来晋见。夏戎一面叫这些人过来,一面又通知冯振伍赶快往城口赶去,要他在路上等两家碰头后,再打电话告诉自己详情。冯振伍走到半路果真与对方碰上了,并给夏戎打来了电话。夏戎在电话上就对徐植霖说:“你们的新县长已经到了,现在你们先把县长接回去,等把工作安排好以后有时间再来这里吧。”这样,冯振伍就和徐植霖又一同回到城口去了。
城口直到1950年8月夏戎再去的时候,还没有我方派去的部队,也没有出现乱子,就当时的环境来说,这是很不容易的。当时曾有个坏家伙说:“他们好,咱们就跟他们;不好的话,还不就是那么四五十个人!”那个意思就是要把我方负责接管的人员都吃掉。
后来,夏戎首先与四野的一二四师进行了联系,与部队一起就局势进行了研究。基本意见是,首先必须要保证县城的安全和社会秩序正常。
这时第十一军还没有到,一二四师的同志表示要走。夏戎说:“那可不行,十一军没来,你们不能走。”一二四师要走的原因,可能是因为那时又多插了个湖北独一师进驻万县城。夏戎说,他一直没弄清楚,独一师他们当时是怎么来的,也不清楚他们对解放万县究竟起了什么作用。
独一师到万县,发生了两件事:一是他们想把万县京剧团拉到宜昌,夏戎说那不行,这个剧团不能弄走;再一个就是当时他们和四野一二四师的关系搞得不好。前个问题还好点,后个问题就叫人头疼了。一个城里驻两个单位,领队的一个是一二四师政委,另一个是独一师师长,关系又不融洽,这个问题的确很不好处理。
于是,夏戎他们请示川东区党委。区党委对这个问题也感到棘手,就请示西南局。西南局要夏戎跟丁国钰、独一师师长三人一块儿到西南局去。
三人就一起动身了。刘邓首长亲自处理了这个问题。刘讲了些道理,邓最后拍板:我们代表中央决定一二四师留在万县,独一师休息几天就回湖北,由丁国钰兼任万县军管会的副主任。这个矛盾才算解决了。之后,独一师没呆几天就走了,一二四师也开始负起责任,同接管万县的干部在一起商量解决问题了。这以前他们什么也不管,意思是,反正我们把这块地方解放了,你们来管就行了。
关于军管会的班子。在常德就研究决定,军管会的班子由十一军军长曾绍山兼主任,原来还准备叫他兼地委书记,但他没到职就成了川东副司令了。以后十一军政委鲍先志兼任了他的工作,对内兼地委书记,对外军管会主任的名字还是曾绍山,实际工作是鲍负责。
总的来说,接管万县是很顺利的。其原因,第一就是形势好。我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打击国民党,使国民党连跑都跑不迭。万县虽然有个国民党专员李鸿焘起义的插曲,但没有这个也是照样可以顺顺当当地把它接管过来,这是可以肯定的。当时群众情绪之好是不能忽视的,他们渴望解放、欢迎解放、拥护党,协助接管干部做了大量的工作。
再一个就是党的政策好。党的政策威力是很大的。接管干部到万县后,用专署的名义出了个布告,这个布告是石清玉在湖南或是在湖北抄来的。布告上有这么一条:号召群众起来维持秩序,协助剿匪。因为这句话,夏戎还受了批评,区党委批评他们擅自出布告。但当时这个布告起的作用很好,贴出去以后群众很接受,这说明我们党的政策感召力很强。
第三个,就是万县的接管工作,准备很充分,行动也非常快,在整个川东比任何一个地区都快,比江津至少快半个月,包括重庆都赶不上。夏戎还记得,从忠县到万县,再到云阳、奉节、巫山,我方负责接管的同志去了以后很快就把一些知名人士、上层人士集中起来,这些人中间有好的也有差的,组织成立了咨询委员会。这样一搞,社会上的头头们就都让我方掌握起来了。咨询委员会的作用主要是协助我方接管干部出主意、提供情况。这样,既稳定了他们的情绪,也稳定了群众。
李鸿焘起义也起了一定作用,不但减少了某种阻力,各个方面也保存得比较好。
有一件事,可以较为典型地说明当时我党的接管政策。万县接管初期,除了把旧的政府机构换了以外,所有企事业单位的人员一律不动、照常供职、各种机构照常运转。
夏戎印象最深的就是邮电局。当时电话是畅通的,就是国民党、土匪起来暴动,也未破坏电话线。巫溪、城口的电话线也是畅通的。这是件很好的事,万县县委每天晚上仍可看着电话记录,了解各地的情况,知道各种工作都在照常进行,“机器”还在照常运转。以后,万县县委才陆续派军代表慢慢去改造。
对旧的东西,不是摧毁,而是利用、改造,这是我党当时确定的政策。因为执行了这个政策,对我方顺利地接管有很大的好处。我接管人员到来后,各县都召开了各界人士代表会议,以安定民心;各县也都集中了一部分力量(如万县市的刘孟伉、杨吉甫、鲁济舟等),成立咨询委员会,这些促成了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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